“粮价大跌，导致我国农民损失达千亿，减少GDP增速1个百分点”——自10月18日，2015年玉米临储价格下调的消息公布以来，这一说法被媒体疯转，席卷了整个粮食圈。实际上，一千亿和1%的GDP两个数字都容易被误读。首先，农民收入减少超过千亿，是以今年和去年玉米每亩收益之差为依据核算的，即使数据无误，也仅表示农民种植玉米收入的减少，并不代表“因临储价格下调而减少的收入”，因为收益的下滑，除了因为售价的降低，还很可能是成本的提高。至于对GDP的影响的估算则更容易造成误解。由于农民的这笔“损失”，只是财政支出的一种转移，这部分财富并没有消失。因临储价格下调而“节省”的支出，政府可以用来购买服务、投资等。政府购买支出乘数和农民消费乘数相抵，一正一负对GDP的确切影响很难估算，但不能单方面只计算农民收入的减少。

 

更重要的是，相对于农民收入的降低，我们考虑过几近崩溃、国际竞争力低下的粮食产业吗？按照上述“简单核算”的方法，连年抬升的国产原粮采购成本，与进口粮相比，达到600-1000元/吨，加工量上万亿吨的粮食产业损失有多少？我们考虑过压力山大的国家财政和仓容吗？2014年财政粮棉油糖利息保管费用支出就将近800亿元，潜亏则更加惊人。我们考虑过广大消费者吗？远高于国际的粮价使其损失了多少消费者福利？

 

每一个数字拎出来，都相当的震撼。如果说托市的作用是确保农民增收，获得一千亿（实际上没有）的“收益”，那为实现这一目的所付出的成本也太大了。农民收入不能不管不顾，但与其要整个粮食产业链的其他环节让利，甚至被扭曲，不如直接补贴这部分农民“损失”。这就是我们现阶段要进行的补贴机制改革——从补贴流通环节前置为补贴生产环节。

 

从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经济结构优化升级，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新常态的本质是“提质增效”。当前，我国粮食的问题就是“质”的问题，导致国际竞争力低下。千疮百孔的农村陷入了“勤劳未必能致富，务农很可能返贫”的悲哀之中，农民没有动力去转变生产方式，追求更优质的品种；而粮食产业也进入了恶性循环，创新、升级的成本很高，讲政策、拼价格的竞争模式才更具生存价值，于是产品质量难以提高。这些都意味着我国农业形成了“坏的纳什均衡”，身处其中，大多数人只能按照漩涡的方向运动，直到系统崩溃。

 

造成当前困局的最根本原因是我国农业发展的动力源出了问题，不是靠市场内生力量作为引擎拉动，而是靠政策的外力辛苦推动的。换言之，资源配置的机制，不是市场配资资源，而是政策配置资源，哪里有补贴，资源就流向哪里，价格信号也在这个过程中被扭曲，自然无法达到最优状态。

 

从去年开始，临储大豆、棉花再到玉米，最低收购价稻谷和小麦，新一轮价格闯关启动，撬动了“坏的纳什均衡”，试图重塑良好的均衡。要完成粮食从“量到质”的升级，必须改变我国农业发展的源动力，化政策补贴为市场拉动。其中关键在于深化价格机制、产权机制的配套改革，出路在于构建完善的粮食市场。我们看到了这一转变方向，请给予改革一点时间和耐心。（来源：《华南粮食信息》第279期‘特别关注”栏目）

 

01、改革阵痛三大主粮收购价全线下跌 农民收入损千亿？

 

丰收，粮价大跌，农民收入直线下降。今年入秋以来，粮食主产区的玉米、小麦价值均出现不同程度下跌。玉米价格下跌明显，农户价格平均下跌20%以上，最高跌幅相比去年达30%，而小麦在国庆前也经历了一轮断崖式下跌。目前，水稻收购价总体稳定，但部分地区较往年也有小的跌幅。

 

三大主粮全线下挫这在往年并不多见，国际低粮价与国内库存积压均被视为本轮粮价下跌的主要原因。

 

受全球经济的影响，今年大宗商品价格普遍下跌，全球农产品的价格随之下跌，与中国市场粮价形成差价。国家粮食局局长任正晓9月在《求是》发文称，目前国际大豆、玉米、小麦、大米价格分别比国内价格每吨低1175元、923元、626元和1143元，而这给国内市场带来一定冲击，粮食进口数量持续增加，挤占了国内市场销售份额。

 

除国际因素，国内粮食过多也是主要原因。10月8日，国家粮食局发布通知用两个“前所未有”来形容当前的粮食储存形势：“目前我国粮食库存达到新高，各类粮油仓储企业储存的粮食数量之大前所未有，储存在露天和简易存储设施中的国家政策性粮食数量之多也前所未有。”

 

马文峰认为，今年粮价20%以上的跌幅直接影响农民可支配收入近千亿，按照上半年我国农民的78%的消费倾向简单核算，今年粮价大跌直接影响农民消费市场，或影响到GDP的增速1个百分点。

 

“去年玉米的利润是460亿，今年利润则是负977亿，较上年的农民的可支配收入仅此项下降1437亿元。”这是根据发改委公布农产品成本收益核算体系，玉米生产期间化肥价格变动和当前价格变动，以及国内玉米的播种进行测算的结果。“按照农村地区消费倾向核算大概影响国民生产总值是6500亿。”马文峰介绍，6500亿是这样计算的，去年发改委公布的每亩玉米净利润是81块钱，今年大概是负179元，目前玉米种植面积是3.82亿亩，从赚81元到亏179元差价是260元，两者相乘是接近千亿，如果再结合农民消费指数计算，除以0.22消费乘数效应，大概是6500亿。马文峰说，小麦去年一亩田净利润是87块钱，今年是33块钱，农民一亩田少收入54块钱，与全国麦田相乘大概有124亿的净利润，约下降190亿，如果再除以0.22大概是800多亿，今年GDP大概是70万亿的规模，小麦和玉米加起来影响GDP一个百分点。 （《华夏时报》）

 

02、不改更痛政策“不能承受之重”亟待减负

 

农民损失容易被误读，产业损失更甚

 

实际上，一千亿和1%的GDP两个数字都容易被误读。首先，按照上文业内人士所言，农民收入减少超过千亿，是以今年和去年玉米每亩收益之差为依据核算的，即使数据无误，也仅表示农民种植玉米收入的减少，并不代表“因临储价格下调而减少的收入”，因为收益的下滑，除了因为售价的降低，还很可能是成本的提高。农民因临储政策的变动而减少的收入要核算的话，应当用300元/吨（玉米临储收购价的下降幅度）乘以2015年可能收购的临储玉米数量，即使用去年8000万吨的天量来估算（有预测表示今年临储收购量可能降低一半），农民直接因临储而减少的收入为240亿元。至于对GDP的影响的估算则更容易造成误解。由于农民的这笔“损失”，只是财政支出的一种转移，这部分财富并没有消失。因临储价格下调而“节省”的支出，政府可以用来购买服务、投资等。政府购买支出乘数和农民消费乘数相抵，一正一负对GDP的确切影响很难估算，但不能单方面只计算农民收入的减少。

 

更重要的是，相对于农民收入的降低，我们考虑过几近崩溃、国际竞争力低下的粮食产业吗？按照上述“简单核算”的方法，连年抬升的国产原粮采购成本，与进口粮相比，达到600-1000元/吨，加工量上万亿吨的粮食产业损失有多少？我们考虑过压力山大的国家财政和仓容吗？2014年财政粮棉油糖利息保管费用支出就将近800亿元，潜亏则更加惊人。我们考虑过广大消费者吗？远高于国际的粮价使其损失了多少消费者福利？

 

每一个数字拎出来，都相当震撼。如果说托市的作用是确保农民增收，获得一千亿（实际上没有）的“收益”，那为实现这一目的所付出的成本也太大了。农民收入不能不管不顾，但与其要整个粮食产业链的其他环节让利，甚至被扭曲，不如直接补贴这部分农民“损失”？这就是我们现阶段要进行的补贴机制改革——从补贴流通环节前置为补贴生产环节。在改革过程中，各方利益会受到不同影响，一定有利益受损方和受益方，但只要社会整体福利有明显提升，改革就是值得的，媒体实在不应利用“农民”等具有弱势暗示的字眼对改革进行道德批判，形成不必要的舆论压力，阻碍改革进程。当然，如何做好利益受损方的稳定和补偿工作也是改革成功的关键，切不可让任何一个合法的群体成为改革的牺牲者。

 

河南郑州粮食批发市场分析师申洪源认为：此次玉米临储价格大幅下调是一种“产业自救”的手段，其“三救”的总结很到位：

 

一是“救农民”。在保障正常的种粮收入前提下，改变他们对国家政策的依赖，改变对“政策价格只能向上不能向下”的预期。这样更利于他们结合市场趋势调整种植品种、改善种植结构。

 

二是“救企业”。在饲料产业和深加工产业中，玉米原料成本占到7成甚至更高，临储价格的下调无疑是给企业让出了更大的利润空间，以利于企业多收、多存、多用、多销，进而形成一种良性循环。

 

三是“救市场”。只有让政策影响“退居二线”，把市场供需请上主席台前排，才能更好的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

 

1、粮食加工业快撑不下去了！

 

官方为什么要大幅下调玉米的收购价格？库存实在太高，没地方放。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玉米价格再不降，玉米深加工企业都玩不下去了，只能关门大吉。

 

最近10年，粮食官方收购价格整体大幅上涨，农民很开心，粮食加工业高兴不起来。粮食价格涨了，加工业成本高了，但是粮食加工产品的市场售价随行就市，涨不起来，或者涨幅跟不上原粮的涨幅，稻谷加工大面积亏损，玉米深加工大面积亏损，这样的声音隔山岔五就会在社会上出现。

 

大米加工行业利润率不到1.25%；面粉加工产能过剩成常态；玉米深加工企业患“补贴依赖症”，这就是我们垂垂危矣的粮食加工行业。

 

对于官方来说，上游的粮食种植是左手，下游的粮食加工是右手，任何一边都不能荒废，两手都要硬，身体才能舒坦。农产品是一个生态圈，加工业不赚钱，大量亏损，无法拉动上游种植业的发展，最后扛包袱的只剩下官方，“孤家寡人”玩不了生态圈，最后免不了都玩完。

 

2、粮食库存量世界第一的尴尬

 

中国的粮食库存量世界第一，高高在上，其他国家望尘莫及。

 

2015/16市场年度，中国玉米的期末库存预计为9061万吨，自2011/12市场年度以来，中国的玉米库存逐年增加，有时候，一年增加的玉米库存近千万吨。再看看小麦，2015/16市场年度，期末库存预计为8957万吨，整体也是大幅增加。稻谷2015/16市场年度的期末库存预计是4560万吨，略有下降，仍然居高不下。中国玉米、小麦、稻谷的库存加起来约为2.3亿吨，高居世界之首。

 

国家农产品收储代价大，政策实施成本高，储备粮体系运作效率较低，财政负担重。当前，托市粮顺价销售日益困难，陷入“新高旧低”“买高卖低”的局面。当最低收购价成了市场最高价格，如再考虑收购费用和保管费用，顺价销售的价格将会更高。而在整体粮价趋落的背景下，顺价销售的难度将日益加大。在这种情况下，储备粮轮换亏损严重，财政负担越来越高，影响整个储备粮体系运作效率。

 

我国实行临时收储政策以来，大宗农产品库存连创新高、库存消费比居高不下，全国粮棉油糖库存高达2.5亿吨。这些年来，我国实际上是在举国之力，为世界农产品市场托底，不仅使我国面临极大的去库存压力，而且付出了巨大代价，2014年财政粮棉油糖利息保管费用支出就将近800亿元，比2013年增加200多亿元，潜亏则更加惊人。

 

03、根本出路要打破中国农业“坏的纳什均衡”

 

从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经济结构优化升级，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新常态的本质是“提质增效”。当前，我国粮食的问题就是“质”的问题，导致国际竞争力低下。千疮百孔的农村陷入了“勤劳未必能致富，务农很可能返贫”的悲哀之中，农民没有动力去转变生产方式，追求更优质的品种；而粮食产业也进入了恶性循环，创新、升级的成本很高，讲政策、拼价格的竞争模式才更具生存价值，于是产品质量难以提高。这些都意味着我国农业形成了“坏的纳什均衡”，身处其中，大多数人只能按照漩涡的方向运动，直到系统崩溃。

 

造成当前困局的最根本原因是我国农业发展的动力源出了问题，不是靠市场内生力量作为引擎拉动，而是靠政策的外力辛苦推动的。换言之，资源配置的机制，不是市场配资资源，而是政策配置资源，哪里有补贴，资源就流向哪里，价格信号也在这个过程中被扭曲，自然无法达到最优状态。

 

从去年开始，临储大豆、棉花再到玉米，最低收购价稻谷和小麦，新一轮价格闯关启动，撬动了“坏的纳什均衡”，试图重塑良好的均衡。本次大幅调低临储玉米收购价是一个明显的政策信号：粮食作为一种大宗商品不可能脱离商品的属性，其价格不应该只涨不跌。要完成粮食从“量到质”的升级，必须改变我国农业发展的源动力，化政策补贴为市场拉动。其中关键在于深化价格机制、产权机制的配套改革，出路在于构建完善的粮食市场。我们看到了这一转变方向，请给予改革一点时间和耐心。

 

改革应当形成更好的纳什均衡

 

纳什均衡就是一个所有人都作最优决策，没有人愿意改变它的状态。这个听起来还是抽象，但应用非常广，好比说我们研究政府和老百姓之间的博弈，纳什均衡告诉我们，当我们做一个决策的时候，我们必须考虑对方立场，而不是简单地要求别人执行，因为别人也是理性的，他也有他的动机，用我们中国更通俗的话讲就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政策和对策达到这样一个状态，政府没动力改变政策，老百姓也没有动力改变对策的时候，就达到一个纳什均衡。但纳什均衡有好的均衡和坏的均衡，关键在于我们给予什么约束条件。

 

比如人民公社，它初衷是说大家都好好干活我们都有粮食吃，但这个不是人民公社制度下的纳什均衡。人民公社制度下的纳什均衡是什么？是大家都偷懒。所以最后一定导致贫困。同样的，为什么包产到户之后农民就肯干了？这是一个新的纳什均衡。你改变了体制以后，改变了人的积极性，随而改变了纳什均衡。在人民公社的情况下偷懒是纳什均衡，包产到户后，好好干活，大家都干活，打的粮食多，这才是纳什均衡。其实我们改革的目的，也可以理解为我们怎么通过改革倡导一个更好的纳什均衡。

 

真正强大的政府是法治的政府，有限的政府，而不是无限的。我们传统的那种观念可能忽略了一点，老百姓也是博弈的一方，他不去公开反对政府，但他可以消极反抗。拥有这种博弈论的方法，可以把好多社会问题看得更透彻。

 

国家更多地应该做好市场培育、构建诚信制度，提供公共服务，形成一个有序的、法治的社会。在这样的背景下，产业发展的动力源才会从依靠补贴转变为依靠市场。

 

靠补贴支撑产业的发展，最终都难逃政策破产的劫数。泰国大米典押政策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对农业、农民的补贴是当今世界大多数国家的通行做法，但是凡事有度，量力而行。真正提升底层农民收入的有效途径是大力发展非农经济，加强工业和服务业的发展，把这些底层劳动力转移到工业服务业上来，工业服务业有着远比农业高的生产效率，其劳动收入自然也远高于农业劳动收入。而且，非农经济实力强大了，反过来才会有更强的财力去补贴农业。因此，一个经济水平不高的国家，农业补贴标准不能太高，实际上也没有这个经济实力去做到高补贴。反观我们国家也一样，只有切实释放农民和其他粮食行业从业者的积极性，才能使产业发展的动力源从依靠补贴转向依靠市场，形成可持续的发展。

 

以价格和产权改革打破农村“坏的均衡”

 

面对储粮困难、粮价下跌的局面，如何最大程度降低种粮农户损失？事实上，国内粮食价格有升有降而不是一味刚性上涨，符合市场经济的基本规律。我们应该全面、准确、深入地认识和理解粮食收购价格的调整和变化。李国祥认为，调结构、转方式，节本增效是当务之急。目前要尽可能减少化肥用量，同时要运用科技、扩大规模来增加效益，不要盲目追求单产的提高，从宏观来看一定要在调结构转方式上多做文章，这是农业发展的转变，对粮食生产者来说也是提高抗冲击能力的有效办法。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嗡鸣也认为， 作为一个发展中的人口大国，我国粮食安全不仅仅取决于粮食生产数量，而且还取决于粮食竞争力。从这个意义上讲，我国主动调低粮食收购价格，这是出于对粮食安全的长远考虑，也是对保护农民的根本利益考虑。

 

走出“政策市” 脱离粮食产业的低水平循环

 

正如民生证券首席经济学家管清友所言，中国经济的“病根”在于：有效需求不足（服务业短期不能弥补房地产和制造业的缺口）和有效供给不足并存（马桶盖都要海外代购），这两个问题一方面需要切除坏死细胞（去产能、去杠杆），另一方面培育新细胞（通过制度改革和技术创新创造新增长点）。

 

这些问题，粮食行业表现得尤为突出。这与我国粮食行业的政策市特征息息相关。“政策市”让部分企业失去了发现市场需求趋势的本能，又让另一部分企业即使看到了市场趋势，却难以顺势而为。

 

当前粮食行业有没有打破现阶段“低水平均衡”的力量？我国粮食行业的“政策市”特征能否消退，很大程度决定着今后行业的发展路径。要让市场成为资源配置的决定因素，价格机制更为市场化，这些都是新一届政府要推行的改革重点。当前的市场态势也确实到了不得不改的时候。国内原粮和成品粮价格、产销区价格以及国内外价格的倒挂，正在扭曲着粮食市场，也倒逼着政策的改革。改革能否在既定时间表内顺利推进，这将成为企业经营思维的决定因素。如果未来能够更加市场化，那粮食行业的升级指日可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