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题：记忆中的家乡，想象中的农村，想象中的农村研究成果——论农村研究的家乡化陷阱

　　原文参见徐晓军著：《农村研究的家乡化》，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05-219页。

　　学术界大量的城市研究、农村村庄研究成果，无不得益于长期的生活体验和参与观察。也许有人会说，许多深层次的研究成果并没有花费作者很多调查时间，其实不然，如果考察一下这些作者的生活经历，我们就会发现，他们往往存在着在其所研究的单位中生活、工作过的经历。比如，很多中国的人类学者、农村研究者大都将自己的家乡或故乡作为调查研究对象就是最典型的例证，正是这种“身体化的写作”[1]模式大大减少了研究的调查时间。

　　出于对家乡农村的感情和熟悉，我选择了“农村研究”，并围绕着自己的家乡，做了一系列所谓的农村研究成果。反观这些年，以前作为学生，是经常回家的，而这些年，由于工作时间的关系，则很少回家；与此相反，以前没有做什么农村研究成果，而这几年的“农村研究成果”越来越多。重读这些“农村研究成果”，绝大部分都有家乡的影子。

　　2004年6月，一个美国朋友来我校，提出要到我家去看看，去看看中国的老百姓。由于外事接待的要求比较严格，因此，我在成行之前就根据我对家乡的“熟悉”情况，编制了一个行程安排。那天的行程让我很尴尬，因为我所安排的行程、我所预期的家乡现象均大多没有出现。连自己的家乡都如果陌生，老外肯定要笑我了。更可怕的是，我想到了我的那些“较有影响力”的农村研究成果，可以说每一篇都源于这个魂牵梦绕的家乡。因此，好好反思一下我们的农村研究是必要的。

　　1．农村研究的“家乡化”及其前提

　　所谓农村研究的家乡化，是指研究者充分利用对自己家乡的熟悉性和地方性知识，在农村研究的过程中，省略或折扣调查环节而进行的实证研究现象。这里的家乡既是具体的家乡，即指研究者出生和生活的家乡，又是抽象的家乡，即研究者通过各种途径而形成的农村印象（知识），也就是研究者熟悉且已牢固印入自己脑子中的农村模版，具体的家乡是抽象家乡的基础。比如费孝通先生研究的地域也是从家乡开始的，他从家乡的一个村扩大到吴江七大镇，又到整个吴江县，再扩大到苏南地区。[2]笔者提出“农村研究的家乡化”这个概念并非“家乡化”不好，相反只要把握住了，有了回避“家乡化”陷阱的意识，家乡化是有助于深入的农村研究的。提出这个概念的目的是为了唤起农村研究者的注意，要充分意识到“家乡化陷阱”的危险性，同时也让农村研究者充分认识到家乡化的优势，便于做出更深入、深刻的农村研究成果。

　　一般来说，农村研究讲究“进得去”与“出得来”。所谓“进得去”就是指要用农村的地方文化和知识体系，用“文化主位”的方式去理解农村、农民的行动与现象，只有这样才能解释农村、才能得出正确的研究结论。显然，要运用农村的地方文化和知识体系就必须对农村生活及其环境非常熟悉。只有熟悉了，我们才能了解和接受这些地方性的知识体系和文化，才能理解农村、农业和农民。王铭铭先生认为，要用农民主位的方法去研究“三农”问题，就要住在同一个地点一年以上，而北京大学人类学学位的研究生也规定，要取得学位，外国人必需住一年以上，博士生必须住六个月，硕士生也必须住三个月以上。[3]农村的地方之间是千差万别的，特别是在当今中国农村非均衡发展的条件下，对某地农村的熟悉，对某一地区的地方性知识的学习和了解绝对不可能移植于其它的地区；与此同时，农村本身的发展变化又是日新月异的，农村每天都在变化，每天都有新事物和新现象出现，地方性知识与文化体系正处于快速的解构与重构之中。因此，对农村的地方性知识和文化体系的了解绝对不可能是一劳永逸的，特别是在今天城市文化和知识体系向农村快速渗透、农村和农民处在“现代化的车轮”之下时，要熟悉农村必须有足够的时间保证。

　　现代科学要求人们把知识形式化，也就是说构造一系列只是“专家”们所能了解和专用话语和概念。这样，便只有专家，也就是已经接受其理论前提的人们，才对其拥有发言权。普通人不可问津，更毋庸说质疑。[4]因此，当前研究农村的人，少有来自“第一线”的农民。这些农民虽然很容易“进得去”，因为他们本身就身处其中，但他们却“出不来”（也许过于绝对，但对绝大多数农民应该是准确的），因为他们没有城市身份研究者们所具备的外文化的参照和西方学科化的知识体系，而现在大多数的农村研究，没有西方的东西，文章就“不成个样子”[5]，也很难发表了。这样来看，即使不是所有，也是绝大多数的农村研究者是城市人，即生活的主要场所在城市（或城镇）中，户籍身份也不是农民，最重要的是他们所从事的是“农村研究”中的“研究工作”这一非农职业。

　　我们再来考察这些农村研究者，他们绝大多数与我相似，是来自农村的[6]：一是因为中国以前是个农业国家，城市（城镇）人口的比重很小，现在的城市人绝大部分来自农村；二是因为来自农村的研究者怀着对农村的感情，他们愿意研究农村，也能适应农村的调查（如果有的话）与工作；三是这些来自农村的研究者，他们“熟悉”农村，有这些熟悉性作基础，便于他们开展研究。所以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农村研究者绝大部分是有长期的农村生活经验，对农村有持久感情的城市人，农村人（农民）自己并没有研究自己。

　　当前中国学术界掌握学术话语权的人，最年轻的以35岁为计，一般在高中阶段即已离开家乡而生活在城市（镇）中，对家乡已不再熟悉，也就是说，15岁离家，至今也已有20年了，即1985年前的农村。1985年的农村，除去一些表面性的分田地的活动外，其决定性的因素仍然是乡村社区潜在的规则与伦理，它更接近于费孝通先生笔下那个传统的中国社会，而不是现在的城市生活，是已被城市化大量吸引、被城市信息广泛覆盖了的农村。我们必须注意到，一次性的碗筷、餐巾纸和卫生巾、手机在农村的大量使用所带来的变化要远大于上世纪80年代化肥、农药在农村的大量使用所产生的影响。

　　2．农村研究家乡化的形成

　　20世纪30年代，在中国土生土长而后又从英国留学归来的社会学家费孝通，回到他的江苏老家进行调查，写成了《江村经济》这部研究中国农村的经典著作。几十年后，弗里德曼等“老外”远渡重洋，下乡河北饶阳，又写下《中国乡村》这一新著。因此，学术界希望有更多的中国学者承接费老和弗里德曼等人之志，回乡、下乡、在乡研究中国农村，作出更多更有份量的研究成果，为解决三农问题作出贡献。[7]但作为城市身份的研究者，能有多少时间到农村去作长期的田野调查呢？生活在城市中，有太多的事情要做，要抽出大块的时间到农村去作长期的参与观察，我想，作为一个城市生存者，是没有多少人有如此足够的时间的，因为我们有太多的会议、太多的学术研讨活动、太多的检查、太多的人际交往。单说申请一个农村研究项目就得花多少时间，我想作为一个农村研究者，每个人心里都清楚。这也就是说，农村研究者们没有太多的时间到农村去作调查。在这种情况下，研究者只有两种选择：一是选择自己的家乡，这是绝大多数农村研究者，特别是人类学研究者的第一选择，因为他们很容易进得去，也可以省却大量的调查时间；二是到研究对象所在的地方作短期的调查，一天两天，最多也不过一个星期。

　　研究者研究自己的家乡自不必说，这是典型的农村研究的家乡化。而学者们的第二选择——短期调查，如前所言，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是不可能熟悉一个陌生的农村、掌握该地的地方性文化体系从而达到理解该地农村的目的的。然而事实却是，的确有相当多的学者正是借助这种短期的调查，完成了一项项的农村研究成果。他们坐着当地政府提供的小汽车，拿着茶杯，到当地政府安排的村庄去看看，之后将政府的所有文件复印一份，就可以回到家中的书房里写作一个新的农村研究成果了。而这些研究成果的得出，学者们大都是以自己的家乡作为参照系，在对自己的家乡所掌握的知识体系上所做的小量的修正和补充，其主要的依据还是研究者们对自己家乡所掌握的知识体系，用自己家乡的知识去理解另一个地方的农村现象，即用一个地方的地方性知识和文化体系去解读另一个地方的农村现象，即地方性知识的横向解读，或者说是横向移植，显然，这是非常危险的。学术界所谓的“识盲”的现象，就是以自己所熟悉的、相似的解码系统去识读研究对象的信息，使研究者的自我意识失去区别、判断、选择的功能从而造成对本土社会的疏离。

　　这也就是说，农村研究者们在自己家乡以外做调查和研究时，如果没有足够的调查研究时间作保证，就很难抛弃自身已有的对自己家乡的知识的影响，家乡先入为主的存在，对农村研究者对自己家乡以外的农村地域研究产生着重要的、甚至是决定性的影响。如前所言，大多数农村研究者们并没有足够或者说不愿也“不能”抽出大量的时间在农村做田野调查和实地研究。这样，农村研究者在对自己家乡以外的农村做研究时使用的仍然是家乡的知识体系，在这样一种知识体系下，我们也可以称他们的农村研究为家乡研究。

　　实际上，目前许多农村社会研究者所做的实证研究，很大一部分是伪实证的，他们的研究结果不是在调查后总结和推论得出，而是以一种叫做“研究假设”的东西为指导，在调查对象中去寻找支持它的证据，不管甚至于完全无视不支持该假设的事实的存在。显然，要轻易找到这些证据，对于一个完全陌生的调查对象来说并非易事，“受调查时间和经费的限制”，记忆中的家乡便是最简单的来源，顺着记忆，加上一定的想象，更有甚者编造一些个案，假设就得到了证明。

　　另外，在我们向西方社会学学习的过程中，许多学者在与西方汉学研究“对话”的过程中，为了利用西方汉学的相关成果，或者说这些成果（由于语言的原因，这些成果都具有较长的时间滞后性，即现有研究绝大部分是研究很久以前的农村）激发、唤起了学者们记忆中那个似曾相识的农村，而要找到相关的证明材料那简直太容易了。

　　可见，当前的绝大部分农村研究者，不管他们研究的是自己的家乡还是家乡以外的农村，其实质都是家乡研究。而我们一直是在与我们想象中的农村作战，记忆中的和想象中的家乡是我们的研究创作的基本源泉。

　3．农村研究家乡化的弊端及其克服方法

　　（1）农村研究家乡化的弊端

　　既然农村研究者们所做的农村研究都是家乡研究，这并没有什么问题，但问题是有多少学者每年能在家乡呆上两个星期或一个月以上呢？作为“城里人”，农村的家乡是“再也回不去了”，我们所获得的家乡的信息主要有两个来源：一是年节及有重要事件时回家乡的观察；二是农村的家人及朋友的间接信息。

　　年节期间回到农村，对于农村来说，这都是些特殊的日子，用学者们的话来说，这都是些“被破坏了的现场”，不具备农村日常生活的持久性和真实性。家人和朋友的间接信息更不可靠：一是因为这些间接信息本身就带有一定的立场和感情色彩，是第二手资料，而且是零碎和片面的；二是因为存在一个研究者的解读问题，与前面的地方性知识的横向解读相对应，这里存在一个地方性知识的纵向解读问题。作为“城里人”的研究者们，他们所掌握的家乡的地方性知识和文化体系是在农村生活阶段形成的。但是由于长时间没有在农村生活和调查，这一地方性知识和文化体系没有及时更新，用这一旧的知识体系去解读在新的地方性知识和文化体系下产生的新事物和新现象，其结论的危险性可见一斑。

　　我是经常回老家的，因为父母还在那里，而且离家比较近，家里也经常来些七姑八姨的，应该对家乡——我研究的农村——还是比较了解的。我们稍年长一些的农村研究者们，大多在农村的家乡已没有什么亲戚，回家乡的机会和次数就更少了。我离开农村而将一年中主要的时间生活在城市已10年了，如果将每年有一个月生活在农村可以算作是熟悉农村生活的话，那么我离开农村仅仅只有三年，因为我读书期间，每年至少有一个寒暑假待在家中，与那些“农民们”、“小镇街坊们”生活在一起。单独进驻一个村庄搞单纯的研究，我想，没有两个星期是绝对不可能搞清楚的，更何况有些学者一再声明自己是搞的人类学研究，而很多人类学研究所关注的问题和现象并不是都集中在那一两个星期中发生的。这么说来，学者们有多少时间留在农村调查就值得怀疑了。因此，可以认为，绝大多数学者们的农村研究及其成果主要来自对自己家乡的记忆和想象，记忆是基础，想象是“创新”，因为，学者们大多离开家乡已太久，对家乡已不再熟悉，又没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有时甚至因受一些因素的影响[8]而没有勇气回自己的家乡调查。这个时候，记忆和想象是最好的工具，记忆中的和想象中的家乡是自己研究结论的基本来源。

　　有人说小说家骨子里是悲剧性的，对流逝的时光特别敏感，逝去的时光抓不住了，就把记忆写下来。其实那记忆也不真实了，就像一张旧照片，变了色，甚至模糊了，你抹上色彩，描上轮廓，不是原样了。[9]如此不真实的记忆在文学创作中尚遭到了批判，更何况严肃的社会科学研究呢？

　　所以，对研究者来说，农村研究家乡化的弊端主要是先入为主的影响。综观现今的农村研究成果，理论研究占绝大多数，实证研究只占很少的一部分，而这些理论研究观点的形成绝大部分不是建立在实证调查的基础之上，因为他们没有调查或者说很少调查。因此，这些研究观点的形成就只能有两个依据：一是记忆中的和想象中的家乡（农村）的归纳，二是他人的研究成果（特别是西方研究成果）的演绎。应该说，前一种方式是当前农村观点与结论的主要来源，如前所言，以记忆中的和想象中的家乡农村为依据得出的研究观点与结论显然是危险的，更危险的是这些研究观点与结论先入为主地进入了农村研究者们的头脑中，在这种先入为主的观点与结论的指导下，就算我们的研究者们对自己的家乡展开调查，他们也因此而戴上了有色眼镜，先入为主的观点与结论或多或少都会影响他们的农村观察，实在是违反了社会研究之大忌。更危险的是，这样的调查，为这些从想象与记忆中得来的观点与结论披上了“实证调查”这一合法的外衣。

　　对他人的研究成果的演绎是农村研究者们观点与结论的又一来源，这种作法本身并没有什么可以质疑的，但如果绝大多数人都做理论研究，而这些理论研究又都来源于记忆与想象中的家乡的话，这种方法就应该受到质疑。造成这一局面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就是：我们的农村实证研究的成果太贫乏，因为大家都在做理论研究，对于这一点，费孝通先生《江村经济》的材料与观点仍然还被学术界广泛引用就是最好的证明，要知道，费老研究的可是中国20世纪20-30年代的农村，那时的农村与现在的农村具有多大的可比性学术界应该清楚，我想如果不是单独的史学研究，费老的《江村经济》被引用得越多，就越证明了农村基础研究方面的贫乏，也就越体现了当前农村研究的悲哀。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农村研究观点与结论的形成依据要么是研究者本人记忆与想象中的家乡，要么是他人通过记忆与想象自己的家乡而得出的观点与结论，其最终都来源于直接或间接的记忆与想象中的家乡。也就是说，当前诸多中国农村研究所依据的无论是直接的、还是间接的资料，都不具有得出可靠、正确观点与结论的可能性，也就是说，基础研究还非常薄弱。我们甚至还不知道农村是什么样的，以至于我们还要到费孝通先生的成果中去寻找材料，而基础研究的不足直接导致了农村研究结论的超前性和不可靠性，指导实践的滞后性，这大概可以算作近些年农村研究成果往往滞后于国家政策的主要原因之一。

　　对农村研究的阅读者来说，家乡化还减少了阅读者们对农村研究成果质疑的概率。农村研究成果的阅读者们（农村研究成果的读者多为农村研究者，即圈子里面的人）都不会是白纸一张，都或多或少有一些关于农村的印象和记忆，特别是众多研究者都有浓厚的家乡情结，因此，目前学术界对于个案研究价值的评价标准似乎不是看研究方法与技术的精确性、推理的严密性以及学术领域上的互补性等方面，而是看你的研究“能在多大程度上激起阅读者的共鸣”。在这一共鸣的过程中，家乡（我们在此不妨将其理解为广义的家乡，抽象的家乡即研究者熟悉且已牢固印入自己脑子中的农村模版）再一次成为参照与比较的对象，大量经验的、个案的证明材料往往为读者所忽略。同在这一过程中，个案研究的结论被放大，学者们头脑中的“家乡”也在改变。

　　再来看农村研究的成果，多停留在这些“从农村走进城市”的研究者和相关的政府官员（政府官员也绝大部分来自农村，他们更少做调查，农村印象的“家乡情结”和“家乡印迹”更严重）圈子内传阅，由于大家都用同样的方法展开农村研究，解读相关的农村研究成果，而研究者的年龄差距都不大，有着相似的农村生活和进城的生活经历，因此，相互间不大可能对对方的研究结论产生质疑，相反却能激起大家的共鸣，少不了相互“补充”、相互“评论”，即使有些争论，大概也只能算作“你的家乡”与“我的家乡”之间的争论吧！因为你所描述的农村与我“看到的农村”、“理解的农村”（家乡）大不相同。大家都是“局内人”，能看出“局外人”能看出的东西吗？大概只有那些被研究的农民们，他们应该会对我们的农村研究者的研究成果产生质疑。但可惜这些最具有可能产生怀疑的群体却很少能见到关于他们自己的研究成果，质疑也就无从谈起，更何况他们根本就没有“话语权”。因此，我们不妨称这种现象为农村研究家乡化误区的“自我强化”机制。

　　（2）农村研究的家乡化弊端的克服

　　以上所言似乎有些危言耸听，但这种现象是实实在在、广泛存在着的。既然如此，我们有没有什么方法来识别并避免走入误区呢？要避免农村研究家乡化误区的“自我强化”机制，那就应该先想象后调查。“先想象后调查”是一种非常有效的检验方法，它能较好地让农村研究者知道自己是否在与记忆或想象中的农村作战。所谓“先想象后调查”的方法，就是农村研究者在农村实地调研之前，不妨先想象一下自己即将调查的农村会是一种什么状况、什么性质，特别是与自己的研究主题相关的方面，要尽可能想象得详细一些。然后再开始调查，并在调查中不断地与自己此前想象的情况进行比较。如果与想象中的情况出入不大，那说明研究者对自己所要研究的对象已经非常熟悉，可以进行研究观点的归纳和提炼，并在这个研究对象中调查证实或证伪。这里一定要注意，证实或证伪资料只能来源于这个经过检验且已熟悉的研究对象范围内，因为检验只证明了你熟悉了这一个点，它并不能推论到其它点上或面上去。

　　如果调查的结果与想象中的农村有些差异甚至差异很大，这说明研究者对于所要研究的对象还没有充分的了解和熟悉，还不能进入研究的关键阶段，还需要进行进一步的实地调查。如果越过这个过程，在差别很大的情况下展开观点与结论进行归纳与提炼，那么其所得出的很可能是想象与记忆中的农村的观点与结论，而与实际状况相去甚远。

　　事实证明，从农村研究的选题上来看，很多研究者是坐在办公室和资料室找所要研究的问题，这种坐在办公室和资料室寻找研究问题的方法，不仅需要研究者有很高的“理论敏感性”，而且通过这种方法所找到的问题绝大多数是“假问题”。它只是在理论上存在，在现实中并不一定存在或并没有多大的实际意义，并且存在着把中国人的经验装进西方的概念体系从而把对中国问题的研究变成一种文化殖民工具的危险。如果调查结果与想象有很大的差异，这其实是发现了“真问题”。而实际调查结果与想象有很大的差异本身至少就发现了一个真问题：为什么会有如此之大的差异？围绕这一差异，能找出很多问题来，而且都是真问题。为此，强调对事件过程和背景的深入体察，不仅从调查中发现问题，而且将问题置于调查的具体场景中展开，以保证理解的完整性，并防止以既有的理论解释代替对问题的思考。正是把问题置于完整而具体的事件之中，才有了以既有理论解释问题时所无法发现的灵感，研究也才有了进一步深入的希望。[10]另外，研究者作为农村研究者群体中的一员，都使用想象与记忆中的家乡作为研究的基本来源。当我们发现实际调查的结果与想象之间出现差异时，这应该是一个比较普遍的现象而决非个别。如果能够纠正学术界建立在忽略这些差异而得出的观点与结论，哪怕只是一点点，也是对学术界很大的贡献。因为这一点点误区可能会被前面所言的“自我强化”机制放大从而导致错误的理论认识，进而在指导具体的农村政策和农村工作中出现致命失误。围绕这一差异提出的研究问题，它在农村研究方法上的意义也许要远大于这一研究成果本身。

    注释：

　　[1]这一说法借用于文学评论，在当前的文学创作中，很多作家将自己的生活经历描写出来，其作品中可以很明显地看到作者自己的痕迹。

　　[2]费孝通：《农村、小城镇、区域发展——我的社区研究历程的再回顾》，《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5年第2期。

　　[3]来源于王铭铭先生在2004年9月举办的华中师范大学《农村研究方法高级研讨班》上的报告。（未经本人审阅）

　　[4]黄宗智：《悖论社会与现代传统》，《读书》2005年第2期。

　　[5]这一点广大海归派的成果最典型，似乎只要一谈研究，就必须提到“某某夫”、“某某斯基”（温铁军语，这是他在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农村研究高级研讨班》中讲到的。）。

　　[6]还有一些城里人在农村插过队，这应该是农村研究者中为数不多的第三个来源，但如果我们将这些人所插过队的农村作为自己的“第二故乡”的话，根据本文的分类需要，可以将其归入农村来源这一类。

　　[7]周炽成：《评福临门等人的中国农村研究》，《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3期。

　　[8]如家乡人提出的一些捐助、帮忙要求等，对于大多数并不富裕的农村研究者来说，是一个很大的障碍。

　　[9]聂华苓：《小说家是个骗子》，《读书》2004年第11期。

　　[10]吴重庆：《农村研究与社会科学本土化》，《浙江学刊》2002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