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聿文，中国问题观察者、民革中央社会与法制委员会委员、香港天大研究院特邀研究员，《幸福的权利》《中国必须赢》、《中国经济大突围》等书作者，主要关注和从事中国社会的转型与改革研究。

国家主席习近平前不久对海南的考察，提出了一个观点：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这对建设"美丽中国"来说，具有重要的指导价值。

邓小平当年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时，着眼的是科学技术对提高生产力所具有的巨大助推力，这种助推力使得科学技术本身成为生产力中最重要的元素，是第一生产力。这个观念后来被人们广泛接受，从而有力地促进了中国科技水平的提高和经济发展。

今天，正是环境问题的敏感期，各类环境事件层出不穷，雾霾、禽流感等更使得每个人都无法置身事外。要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进而使生态环境成为每个人都能分享到的最公平的公共产品和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前提是我们要把生态环境本身看作生产力。应形成这样一个基本观念，并让人们首先是各级领导干部广泛接受。

从生产力和生态环境的关系来看，生产力的发展离不开外部生态环境。作为维持人类生存和发展的生命支持系统，生态环境为人类提供了生产力三大基本要素中的各种自然要素，如劳动资料中的土地，劳动对象中的矿藏、森林等。可以说，生态环境是影响生产力结构、布局和规模的一个决定性因素，它直接关系到生产力系统的运行和效益。优良的生态环境不仅能够转变为经济优势，它本身就是大自然赐予我们的重要的公共品，使生活于其中的每个人都受益。

所以，十八大才会把生态文明建设提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指出其是关系人民福祉、关乎民族未来的长远大计。

受人类认识自然的规律所限，在大规模的工业化生产出现以前，自然生态环境的恢复和更新，基本上都是依靠自然界本身的力量来完成的。而工业化、城镇化进程的加快，使得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已很难由自然本身的力量来恢复，故必须借助于人的力量来完成，这就提出了一个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的问题。如果开宝马车喝污水，显然不是人们所期待的工业化和现代化。

不过，在长期的发展中，由于我们未能理解发展的真义，更由于存在现实的脱贫和现代化的赶超压力，很大程度上，我们的发展是以破坏环境和生态为代价的，环境受破坏的严重程度远超经济增长的速度。但如果说，过去囿于生存压力，普通百姓对于环境问题尚能容忍的话，现在，随着人们环境权益的提高以及对生活的要求更高，这种容忍度越来越低。这种情况下，需要从生产力的角度，从公共品和民生福祉的角度来看待环境问题，改变目前"重经济增长、轻环境保护"的倾向，真正把生态文明建设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纳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总体布局。

为此，须改变政府对经济发展的决策模式和管理方式，把资源消耗、环境损害、生态效益纳入经济社会发展评价体系，建立体现生态文明要求的目标体系、考核办法、奖惩机制；同时，深化资源性产品价格和税费改革，建立反映市场供求和资源稀缺程度、体现生态价值和代际补偿的资源有偿使用制度和生态补偿制度；并建立健全生态环境保护责任追究制度和环境损害赔偿制度等各种制度。

其中，最根本的要做好两点：一是决策须民主化、透明化；二是建立一个市场化的补偿机制和独立的环评机制。凡是政府的公共工程、项目建设，不论是否存在环境破坏，在整个决策过程中，都要做到公开、透明，涉及到相关利益群体的，须参与政府的决策；与此同时，形成一个很好的协商补偿机制，如果预期会产生环境损害或者已经发生了环境损害，需要根据市场原则产生一个大家都可接受的市场补偿价格。自然，这也就要求确保环评的独立性。

一个合乎自然和人性的发展，不仅要有经济增长，还要青山绿水，干净的环境和清洁的空气。建设"美丽中国"，善待我们的生态和环境，归根结底，取决于政治和经济体制的改革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