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始终认为，农资是一个很重要的产业，国家应当在政策上给予强有力的支持。我不是搞农资的，主要从事农村经济政策研究工作，但农资方面的活动，我也参加了一些。五年前，我参加了由国家质检总局主办的质量万里行活动。当时我就发现社会上对农资产业的不良风气和潮流，使整个产业处于一种挨整、挨查、挨罚、挨骂甚至挨打的境地。其实反过来想，我们农资企业也为中国农业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但为什么就没有人来关注这些贡献呢？我打算今后尽多地参与农资方面的活动，多听农资产业界的意见和要求，争取国家在政策方面多一些扶持。

　　一号文件将继续关注农业

　　关于“三农”问题，明年将采取什么政策？是否出台一号文件？从今年下半年起各界已经争论纷纷，有不少人认为一号文件已连续出了七个，效果和作用有限。但我们经过七个省的调查表明，明年如果不继续出一号文件，将会对社会和干部、农民产生很大误导。应该来说，现阶段中央的政策文件还是起作用的，所以我们已经提出建议，明年继续出台一号文件。

　　目前，在农业领域有很多脆弱的领域和环节。就农村而言，城乡差距越拉越大，必须采取强有力的措施，缩小差距。如果“十二五”期间这种差距得不到改变，那么就会直接影响2020年实现全面小康；就农民而言，面临着极其严峻的就业压力。“三农”领域的老问题还没有解决，新问题接踵而来，新老问题交织在一起，加大了解决的难度。

　　与此同时，中国农业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农村改革已经32年，我国从农业弱国发展到农业大国，其丰功伟绩毋庸置疑。几种主要农产品产量均居世界首位。今年粮食连续第七年增产，总产量已经接近5.5亿吨。5.5亿吨是一个什么概念？在很长一段时间内，5.5亿吨一直是我们的梦想。如果5000万吨算一个台阶的话，我们的粮食总产量已经连续跨了几个台阶，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速也有望达到和超过8%。

　　虽然取得那么多成绩，但我们也面临着过去从未有过的挑战。这种挑战既有国内的，也有国际的；既有资源约束性的挑战，又有环境的挑战；既有通胀压力，又有社会稳定的压力。据统计，CPI上涨的78%来自食品，18%来自房地产。农产品为什么涨价？政府应该采取什么措施？我认为，如果不搞好农产品的流通秩序， “三农”问题和农民收入问题恐怕就很难解决。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公报中，总书记和总理字里行间都透露出一种紧迫感，而面对国际挑战的不确定性、风险性和不可控制性，这种紧迫感更为强烈。

　　农资企业要关注农民专业合作社

　　我经常到地方调查，与地方干部和农民就一些问题进行探讨，我一直认为，规模化经营在中国大多数地方时机尚未成熟。只有在一些发达地区，才有发展规模经营的可能。我将世界主要国家经营规模归结为五大类，分别为超大型、大型、中型、小型、超小型。超大型是以澳大利亚为首的新大陆国家，一个家庭农场的经营规模是五位数，也就是说一个家庭有几万亩；大型以美国、加拿大为首，经营规模大致在几千亩；中型的经营规模有几百亩，主要是欧盟的一些国家；小型是日本、韩国和我国台湾，经营规模为几十亩；中国的经营规模是个位数，因此是超小型。而中国目前这种经营规模在进入本世纪以来，并没有特别大的变化。所谓大规模流转土地，基本集中在中国沿海地区、非农业主产区、非粮食主产区进行，而粮食主产区以及中西部农村地区显然还没有到这个程度。

　　目前，专业合作社的农民入社率已达10%，但我认为，这个比例会逐步上升，并对农资销售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我建议农资企业还有经销商，不要把眼光都盯在搞很多种粮大户上面，因为短期内规模经营在中国很难普及，要把目光放在已经不断发展的农民专业合作社上来。农资销售与农民专业合作社紧密联系起来，我觉得会对农资企业和经销商产生巨大的推动作用。

　　对农资企业的希望

　　我一直认为农资产业一定要准确定位。农资产业是大产业，是支撑农业发展的重要产业，是建设现代农业的支柱产业。有领导同志问过我，如果我们国家不使用农药和化肥，农产品的数量会呈现怎样的情景。我认为不敢想象。实际上今年粮食增产，主要是两大因素，一是种植面积扩大，二是单产提高，单一手段都是行不通的。

　　目前的实际情况是，农资生产不断发展，产品需求不断增加，但亟待完善管理，亟待政策扶持。国家现在推行的是强农惠农政策，今后希望出台强农资惠农资政策，这样才能真正搞好中国的农资产业。

　　最后，我谈一点对企业家的希望，农资确实是一个很重要的行业，首先要感谢企业家对中国农业的贡献。我认为政策和策略是企业发展的生命，现在国内外发展形势是一日千里，千变万化，所以作为企业家一定要熟知国家政策、法规制度、行业动向。

　　企业不能只重视硬实力，也要重视软实力，企业都要有自己的文化。生产企业也好，流通企业也好都要树立以农为本的意识，提高为农民服务的意识。以工补农，以商促农。同时，要不断提高农资企业及相关企业的创新能力，今后要做大做强，必须要通过市场整合，而市场的整合就需要创新能力来作为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