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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肥产业应对土地集约化“大考”
时间:2010-12-31 14:27:01      阅读数:

  土地集约化不仅带来了土地使用效率和农民收入的提高,更大的是带来了农业经营和生产方式的改变。化肥行业作为粮食丰产稳产的重要支撑,不可避免地要参与到土地集约化的变革中。今天我们特别请到8位嘉宾,就《化肥产业如何应对土地集约化“大考”》的议题进行探讨。

  集约化如何影响农资行业

  张福锁:

  非常高兴参加今天下午的分论坛,与大家一起探讨《化肥产业如何应对土地集约化“大考”》这样的议题,对此我感触颇深。我们对任何问题,都要以科学的态度进行认真的具体的分析,我们看到,现在由于中国农村不能对土地进行集约化经营,没有形成规模化生产,农户的产出效益很低,农资企业也不好进行指导和开展服务,因此大家都希望土地的生产经营规模能大一点。所以我认为,土地集约化确实是中国农业未来的发展方向。我真诚地希望,通过中国农村的土地集约化经营,扩大农户个体种植规模,大幅度提高粮食产量,保证国家的粮食安全,保证农民增收,同时为我们的农资企业创造更多的发展机会。

  今天上午我谈到,美国农业很现代化,农民经营的土地面积很大,而且有越来越集中、越来越大的趋势,因为不集中农民就无法生存,几千亩的农场主也很难生存,必须靠国家的大量补贴,因为他们的产品要进入国际市场。欧洲农业实行的也是规模化经营,面积也有几百亩,而且各国的补贴也非常多。

  上个世纪90年代,农业部要搞生态农业,当时内部发生了很大的争论。一方认为,生态农业是发展方向,应该搞,不然污染、质量等问题无法解决;另一方认为,保证国家粮食安全是第一位的,不应该搞,中国人多地少,这样搞大家会饿肚子。

  但是,为什么其他国家可以搞生态农业呢?比如奥地利,生态农业已成为奥地利农业发展的主体。通过调查,结果我们发现,奥地利政府的粮食收购价很低,农民在粮食产出上根本赚不到钱。但奥地利为什么把生态农业搞成了?原来奥地利政府有两笔钱补贴给种田的农民,如果农田种植了粮食保持了绿色,国家和政府不但给农业生产方面的园丁补贴,而且给保护生态环境方面的绿色旅游补贴。如果按这个算法,中国农民只拿到了应拿的20%的钱。

  我们国家80%以上的农户,一般一家只有几亩地。面对这样一家一户、土地极其分散的现实,我们如何搞土地集约化、规模化经营?我认为,通过农民合作组织的方式可以帮助农民实现土地集约化、规模化经营。例如,河北曲周县一个村有163亩地,共72块,分属于59户农民。我们通过农民合作组织的方式、通过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一点一点地把土地集中起来,推广良种良法,统一进行耕作,实现了高产、高效的“双高”目标,使农户尝到了甜头,土地连片、集中的规模也逐渐大起来。

  但是,中国农村的土地集约化经营需要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因为农民祖祖辈辈种地,对土地有感情,尤其是岁数比较大的农民,对土地依赖思想较重,土地流转还是有很大的困难,要做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必须在农民自觉自愿的基础上开展。另外,不能依靠外来资本把土地往一块集中。外来资本进入农村,把土地集中起来,集中了100个农民的地,但雇佣的农民只有2个人,多余的农民干吗去?如果农民没了地种,又找不到其他出路,那是要造反的!

  刘守英:

  不要简单地把未来整个农村的经营等同于规模经营,土地流转和小规模经营、规模经营是不能混淆的。2008年,国家出台了新土地政策,国家的政策在土地流转上有20年的时间是保持稳定的,是要有原则地进行流转。

  土地流转要以农户为主体,要遵循自愿、依法和有偿的原则,转不转由农户自己决定。土地流转的地租要完全归农户所有,不能由村、镇政府代管。从政策和法律角度讲,寄希望于依靠土地流转来实现农业规模化的,基本导向是保护小农基础上的土地流转。

  农村劳经规模的扩大,是一种趋势,从2000年起,农村劳动力增长呈负值,未来30年时期,整个农村还将有1.8亿农民。现在的劳经规模是6亩多每人,随着劳动力的转移,到2030年,城市化水平是60%~70%,劳经规模也就是每人12亩左右的水平,扩大的趋势是有限的,是适度规模,仅相当于目前日本土地规模的水平。

  在中国目前没有找到集体所有制的情况下,土地承包制还要保持下去,地权将处于长期分散、小规模持有的状态,并保持地权高度分散、超小规模生产经营的格局。未来是适度有所扩大,目前是人均2亩多地,30年后可能达到3亩多地。

  中国农业未来的发展(或土地流转)的出路可能是:超小农户+合作社+企业的模式。因为超小农户与大规模农业机械耕作无法匹配,企业与超小规模的众多农户之间又无法直接合作,所以他们之间还需要一个中间环节来牵线搭桥,这个能够把企业与超小农户连接起来的组织就是农民专业合作社。

  10多年来,农业机械替代农业劳动力作业的成果已经非常可观,农机经营可以在全国范围内转移作业,农资企业能否找到以整个综合集约与超小农户为主要服务对象的方式?

  集约化带来什么机会

  解永军:

  在即将跨入“十二五”之际,《农资导报》举办“土地集约化背景下的农资产业变革”论坛,这对于我们农资企业来说,无疑是一个了解国家政策、掌握更多的信息、学到更多的东西的好机会。

  我认为,在温饱问题没有解决的情况下,国家在改革开放之初的1978年实行了土地联产承包责任制,把农业耕地直接承包到了农户,主要目的是为了解决8亿农民的种田积极性和全国人民吃饱饭的问题。这是历史的需要。现在改革开放已经过去了30多年的时间,全国人民吃饱饭的问题早已解决,当务之急是全面“奔小康”的建设问题,而其中的难点就是解决广大农民“奔小康”的问题。所以,这几年国家相继出台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土地流转等与农民切身利益相关的一系列政策。

  现在实行土地集约化,顺应了中国农业技术进步的需要,有利于中国农业科技的提高,有利于中国农业实现机械化、现代化,有利于提高中国广大农民的种植效益,有利于提高中国广大农民的生活水平,并早日“奔小康”。

  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农业还存在着很大的差距,国家在这个时候提出土地流转,提得好,提得及时,不然我们与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就会越拉越大。土地流转现在在农村已经开始搞起来了,有的是通过农民专业合作组织把土地集中起来,进行集约化经营;有的是出外打工的农民把土地租给没出外打工的农民,开展土地资源集约化经营;有的把土地承包给企业或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统一进行经营。通过土地流转,现在农场也开始出现了,有几千亩的规模。

  我们今年在多个省区搞了粮王大赛,就是与农民专业合作社、农业种粮大户一起合作,大力推广良种、良肥、良法,为他们提供施肥服务,推广新产品。效果都不错,我们的试验示范推广到目标县的每个村里。我们与农民专业合作社、种粮大户形成了良性的互动。

  蓝森古:

  土地集约化能给化肥企业带来什么样的机遇和挑战?

  我认为,土地集约化给化肥企业带来的机遇有两个:一个是能使供需直接见面。如果化肥生产企业成本每吨在2000元(15-15-15),正常利润应该在 5%~15%,卖到农户手里在2100至2300元是比较合理的。但是,目前卖到农户手里的已经达到了3000多元、4000多元,利润达到了 50%~100%,有的甚至更多。这中间环节的层层加价也太厉害了,所以说中间环节过多是大问题。如果实现土地集约化经营,化肥生产企业就能与农场主、农民专业合作社直接见面,减少中间流通环节和流转成本,化肥价格就会有很大的下降空间,化肥企业也愿意这样。这样生产和使用环节都将受益。

  另一个是能带来公平竞争的环境。现在市场不透明,假冒伪劣横行。整个化肥行业遭遇了太多的假冒伪劣产品的冲击,竞争环境十分恶劣。而且对这些假冒伪劣产品的控制也很不利,导致坑农害农的事件屡有发生。实行土地集约化经营,化肥生产企业可以与农场主、农民专业合作社直接合作,签订长期合作合同,用法律的手段规范经营行为。这样就减少了假冒伪劣产品进入市场的可能性,有助于规范和净化市场。

  我认为,土地集约化给化肥企业带来的挑战也有两个:一个是成本方面的挑战,一个是技术方面的挑战。

  成本方面面临的挑战:如果我是农场主,我的种植规模大,我需要的化肥量就很大,这样我就有了议价权,我就会要求化肥价格便宜些。因此,化肥生产企业要想在市场上立足,必须要在生产的各个环节上狠下功夫,力争把产品成本降到最低。如果没有办法把生产成本降下来,那么这样的企业就有可能被淘汰出局。

  技术方面面临的挑战:化肥利用率低,等于化肥价格更高了,生产一吨化肥需要消耗大量的资源、能源,如果解决不了利用率的问题,浪费与污染太可怕了。因此化肥生产企业必须要想办法提高化肥的利用率,要在技术创新上狠下功夫,不断推进技术进步,并生产出更多、更好、更高效的产品,做到技术领先、产品领先,这样才能在市场上牢牢地站稳脚跟。实行土地集约化经营后,对于有消费能力的大农场主与合作社来说,对化肥产品的鉴别能力也会大大提高,因此他们也会选择技术含量更高、价值更大、效果更好的化肥产品。

  为了顺应土地集约化的需要,我们双赢集团与中国农科院合作成立了生态肥料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明确提出了“发展生态肥料,促进生态农业,共享生态食品”的发展理念。这些年,随着化肥产业的迅猛发展,虽然解决了中国十几亿人的吃饭问题,却忽视了“要吃得安全、吃得健康”这个问题。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食品安全将会成为人们最关注的问题。而现在这个问题却让人越来越担忧,化肥、农药的不合理施用带来的农产品污染问题非常严重,对土地带来的损害越来越大,目前有些蔬菜大棚因为肥害已经种不出农产品了,某些在全国知名的大牌苹果从种到收要打十几遍农药,这种现状让很多人的健康受到无形的伤害。因此,开发无污染、低能耗、高技术的生态肥料,倡导科学施肥迫在眉睫。

  我们与中国农科院资划所携手成立生态肥料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就是希望能切实转变发展方式,从传统的基础肥料生产转向无污染、低能耗、高技术的生态肥料领域,致力于生态肥料、生态农业、生态食品的研发、生产和推广,让农民丰收致富,让国民身体健康,加快实现产业转型升级,建设环境友好型和资源节约型企业。我们双赢集团与中国农科院依据植物营养学和科学施肥理论研制的双赢生态肥,内含“双赢生态调控因子”(含植物益生菌、中微量元素和活性有机物质)。该肥料在传统肥料的工艺基础上,采用低温成膜及插层技术,嫁接植物益生菌,螯合中微量元素,添加活性有机物质,能够分解和转化土壤和空气中作物不能直接利用的必要养分,活化氮磷钾及中微量元素,提高利用效率,减少肥料中有害物质的残留量,全面修复土壤,从食物链源头控制污染,促进生态环保、食品安全,保护人类健康。

  目前我们双赢集团正着手在北京、福建、重庆建立生态示范园,以加快成果转化。我们对生态园的管理目标就是不打农药,营养均衡,建成一个生态农业的样板工程,从而在全国推广开来。

  冯广祥:

  土地集约化经营是好事,也是农业发展方向,符合农业现代化发展要求。

  中国农民,东北、内蒙古靠种地致富是可能的。但中原地区,仅靠人均一两亩的土地,农民无法致富。小规模种植模式只能吃饭,不能致富。内地农村,春季作物非常明显,各个小地块,种什么的都有,没办法推广好的技术与农资,必须开展集约化经营。

  但目前进行土地流转、实行集约化经营很难。一是受传统观念的影响。中国农民始终把土地视为命根子,认为这是保命的,他们不肯把自己的土地拿出来交给别人种,土地流转的难度很大。二是更大的阻碍在于政府给农业的扶助太少。农业是弱势产业,农业大县就是财政穷县。同时农产品价格又压得很低,极大地影响了农民种田的积极性。

  在土地集约化经营上,目前北京市通州区出现了两种模式:一种是农民专业合作社,一种是农业种植大户。例如,通州有樱桃合作社,统一供种、施肥、收购。

  现在肥料终端市场很乱,搞肥料销售的多数是“夫妻店”,他们以利润最大化为追求目标,所以出现了真货卖不过假货的怪现象。因此,我们这两年在北京逐渐尝试取消与终端经销商的合作,直接面对农民专业合作社和农业种植大户,以确保把好的肥料产品送到农民手中。农民专业合作社和农业种植大户不买最便宜的产品,而是买最合适的产品,需求量也比较大。因此,下一步区域经销商应该有发展,“夫妻店”有可能被淘汰。

  我认为,应对土地集约化的到来主要有两点:一要实实在在地做服务。我们澳佳肥业在目标市场合理布局,通过试验、示范,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并且有了很大的起色,收到了很好的效果。我们在国内主要农村,都做了自己产品的试验,有了不同地区的试验结果,我们再去推广,就有了很好的效果。二要提高产品档次,增加科技内涵。例如,我们与中国农科院联合开发的“澳佳一次肥”,对氮、磷、钾全部进行了特殊处理,而且添加了多种对农作物有益的中微量元素、腐殖酸等,肥料利用率高,肥效持续时间长,具有提高作物产量、改善作物品质、省时、省工、高效、环保等优点,受到用户的普遍肯定。

  专家点评(张福锁):

  企业家讲得好,企业家比我们这些专家聪明。

  综合企业家的发言,大致可以归纳出这样两点:一个是目前肥料终端市场比较混乱,产品价差不合理;另一个就是肥料生产的盲目性还很大。

  可以这么说,你卖的产品是不是有用的,是不是所用地块需要的,如果不是,那你这个企业就是不负责任。目前市场上有97%的复合肥产品并不适合农业生产需要,只有3%才是合适的。希望企业认真研究农业的实际需要,生产更合适的产品。要利用农业部2500个县测土配方施肥的成果,企业应从这里找机会,生产出更有针对性的产品,做一个负责任的企业。

  化肥企业如何应对

  李广福:

  近几年来,新洋丰一直在跟踪、了解农村土地集约化的信息。

  通过跟踪了解,我们形成了一个基本的思路:第一,为了适应变化,我们今年在做“十二五”规划时,提出企业要在行业地位领先、竞争优势明显、企业特色鲜明、社会尊重、员工自豪。第二,新洋丰与中国农大合作,成立了新产品、技术研发中心,以生产更适应农业需要的产品。在中国磷复肥行业,新洋丰可以说是一个大企业,但还不能说是一个很强的企业。我们建立研发中心的目的,就是要推进技术创新,提升产品科技含量,解决企业“大而强”问题。第三,在创新营销模式、深化网络服务上进行探讨,建立直销模式。在这方面,我们在目标市场设立了“洋丰镇”、“洋丰村”,让产品直接与用户见面。同时加强与地方农技部门的合作,推广合理施肥、科学种田技术。第四,搞好农化服务,让服务上档次,达到精细化、规范化、人本化、高效化的要求。

  化肥生产企业如何应对?

  刘晓霞:

  从2003年开始,我们公司在跟踪农村土地流转问题。现在南方土地撂荒很严重,都长了很高的草,土地流转已是大势所趋。

  一要打通上游产业链。土地流转后,农民专业合作社和种植大户对产品质量、功能、价格等会提出更高的要求,如果不打通上游产业链,企业就无法获得优质的原材料来保证生产出高品质的产品,以满足用户的需要。同时,企业还要在提高产品科技含量上做文章,研发符合中国农情的新产品。比如,中国不但用于磷复肥生产的矿产资源短缺,而且用于农业生产的水资源更短缺,那么发展节水农业就成了一个十分迫切的问题。而开发适合灌溉施肥的肥料新品种,实现“水肥一体化”,也就成了化肥生产企业所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

  二要打通下游服务链。过去,我们所面对的服务对象是一家一户的农民,土地流转后,我们的消费群体变了,我们的服务对象也随之改变,我们面对的将是农民专业合作社、农场主、种植大户,因此我们的服务手段也要加以转变。第一,要搞好农化服务,做到及时、有效。例如,四川双流有一个蔬菜专业合作社,有一天上午,绿色的蔬菜突然变红了,合作社的人找到一个经销商,经过经销商的现场考察,发现是肉眼看不见的红蜘蛛,只用很少的几瓶农药就治住了。但如果这种农化服务不及时、有效,就会给农户造成巨大的损失。第二,要做好物流服务。例如,成都有个3万亩的西瓜专业合作社,底肥要什么,要在什么时间把货送到,他们的要求都很细。需求量大、目标地多、时间紧迫,如果企业的物流能力有限,很难在短时间内组织大量的货并送到指定地点。第三,要提供金融服务。一般情况下,专业合作社先付25%,然后再付余款,这就需要企业提供必要的金融服务。第四,要提供信息服务。当前需要种什么?市场销售情况怎么样?企业需要为合作社、种植大户提供各种种植信息、市场信息等方面的服务。

  高永新:

  双联公司和大家一样,也一直在密切关注着土地集约化的发展进程。传统的农业生产模式,耕地一家一户分散式经营,管理粗放,浪费人力、物力、财力,而且新品种、新技术难推广,大型农机具也派不上用场,测土配方施肥更是受到限制,农化服务真正推广起来很难,农民种粮成本高、收益低,种粮积极性逐年下降,这也成为制约农资企业发展的一个瓶颈。土地集约化,打破了这种落后的传统农业生产模式,形成了新的现代化农业生产模式,土地规模化利用,对于农资产业升级就有了广阔的空间。

  双联公司为了适应土地集约化的要求,走可持续发展道路,集思广益,积极寻找应对良策。大家都知道,农民视土地为自己的命根子,要想让农民真正理解并欣然接受土地集约化,将是一个相当漫长的过程。这不仅需要国家政策的引导,更需要我们农资企业去帮助他们转变观念。要想帮助农民认识和推动土地集约化,改变农业的经营模式,为农民做好服务,帮助农民增产增收,我们开始尝试 “双联村”的建设,经过几年的实际操作,目前已有了显著成效,这确实也是我们应对土地集约化的一个策略。

  我们设定“双联村”的标准是年销量在50吨以上的村庄,并形成以“双联村”为中心,以点带面,“中间造势、周边增量”的市场效应。根据每个公司市场区域,在每个人员负责的市场至少要有一名核心经销商,打造双联样板市场。这样,可以对整个村庄耕地建立测土档案,生产专用配方肥,降低生产成本,提高肥料利用率,让用户真正达到节本增效。对于符合“双联村”标准的村庄,我们首先是邀请村庄的种植大户作为代表到我公司进行参观考察,邀请农科院的专家教授进行农技知识培训,然后是公司组织专门的农化服务队常年奔波在外,定期到田间地头进行测土,根据测定土壤数据聘请专家审核,推荐适宜的肥料配方,进行生产,同时按照作物生长期邀请专家教授定期到当地举办农技知识讲座,及时解决农民在生产中遇到的各种疑难问题,真正做到帮助农民科学施肥、科学管理。

  今年我们的建设目标是:建设“双联村”500个、千吨县50个、万吨市10个,至今建设成效显著,已经超额完成年初目标计划,更是实现了销量增长46.7%的佳绩。2011年我们将继续加强“双联村”建设,实现对农民的贴身服务,开展农化讲座及测土配方施肥工作。

  我们通过“双联村”建设,规范了农民的施肥管理,使同一区域土壤的地力基础趋于一体化,这样能够简化测土配方施肥技术的实施,利于企业的生产销售,利于土地集约化的长远发展。

  专家点评(刘守英):

  听了企业家的发言,既受到了启发,又感到欣慰,收获很大。

  第一,它使我看到了希望。未来通过农民专业合作社的衔接,可以把农资企业生产的好产品直接送到农户手中,减少中间环节的盘剥,让农民真正得到实惠。由此看来,我提出的中国农业未来的发展(或土地流转)出路可能是“超小农户+合作社+企业”的模式,还是可行的。

  第二,它使我看到农资企业在应对土地集约化带来的农业发展变化上都有了一些准备。企业在应对已经发生的农业变化上是积极主动的,而且收到了成效。

  但是我想说,未来的农业变化对农资企业的挑战性极大,所以农资企业应该积极主动地参与研究农村未来会怎么样?以农户为基础,会有新的经济链条与经营业态出现,农资企业要关注大的农业政策的走向,也要关注农村底层农民的生产、经营形式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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